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这是他遭遇的第五次牢狱之灾。出狱后他想重回延安。毛主席表示十分欢迎，不过要答应3个条件。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家境书香却早年丧父，由祖父和长兄抚养长大。他从小聪颖，17岁考中秀才，但对科举制度嗤之以鼻，乡试交白卷，愤然离场。清末的腐败和列强侵略让他痛心，戊戌变法失败更如当头一棒。他决心寻找救国之路，1901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接触西方民主思想，埋下变革的种子。回国后，他在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用白话文唤醒民众。1915年，他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猛批封建礼教，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热潮。1917年，蔡元培三顾茅庐，请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在北大讲台挥斥方遒，吸引无数青年。《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聚集李大钊、胡适等人，成为思想启蒙的中心。1919年五四运动，他因散发传单被捕，狱中仍笔耕不辍。1920年，他在上海建立中共早期组织，为建党奠基，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军阀与列强。他的言行让国民党视他为眼中钉，多次逮捕他入狱。尽管如此，他始终不屈，将牢狱视为斗争的延续。1920年代末，因政治理念分歧，他支持托派，反对中共的武装斗争路线，最终被开除党籍，成为无党派人士。即便如此，他仍关心国家命运，抗战爆发后多次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不抵抗政策。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独秀因局势变化被提前释放。这是他第五次出狱，58岁的他已无党籍，托派标签让他备受争议。出狱后，他第一时间联络中共，表达重回延安的愿望。延安方面，毛泽东接到请求，颇为重视。陈独秀早年对毛泽东影响深远，北京求学期间，毛泽东常旁听他的课程，深受启发。然而，党内对陈独秀归来分歧严重。部分人指责他支持托派，甚至扣上“汉奸”帽子。托派主张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认为单靠一国难以完成革命，需依赖国际力量，这与中共路线相悖。加上斯大林掀起的反托派浪潮，中共与苏联联系紧密，陈独秀的处境极为尴尬。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三项条件：一是公开声明放弃托派并承认错误；二是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通过行动证明抗战诚意。他强调，陈独秀无需恢复党籍，可在党外合作，为抗战出力。陈独秀收到条件后，断然拒绝第一条。他认为托派主张并无根本错误，国际革命形势尚未明朗，公开认错违背原则。后两条他本可接受，出狱后他已联系叶剑英等人，表达抗战决心。但他性格倔强，认定的事情绝不低头。同一时间，国民党也在拉拢他，蒋介石通过胡适等人许以高官厚禄，条件是写悔过书。陈独秀断然拒绝，国民党害死他两个儿子，这笔血债让他绝无妥协可能。最终，他既不愿接受中共条件，也不向国民党屈服，选择独自抗争。 陈独秀孤身前往武汉，希望联合志士为抗战出力。1937年底，武汉作为国民党临时首都，局势动荡，各方忙于自保，无人响应他的号召。他试图组建抗日团体，却屡屡碰壁。年老体衰的他，身体和精力都难以支撑，失望之下，他于1938年辗转至四川江津，隐居在一座小院。抗战局势恶化，日军步步紧逼，国军节节败退，他虽痛心却无力回天。他继续著述，研究文字学，编写《小学识字教本》，试图为文化事业再尽绵力。1939年，他在江津白沙镇聚奎中学演讲，鼓励青年投身抗战，声音洪亮却难掩疲态。疾病逐渐侵蚀他的身体，他日渐消瘦，生活困顿。1942年5月27日，他在江津小院内病逝，终年63岁。他的离去未引起太多关注，无碑文，无追悼。晚年虽孤独，他为民族觉醒与抗战所做的努力从未被历史遗忘。他以《新青年》启迪民智，以建党奠基革命，即便与中共分道扬镳，他对民族独立的追求始终如一。他的故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浓重一笔，激励后人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