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
宗教迷信活动曾是民俗文化发展中的一股主流，受到统治阶级的很大重视。在中国古代的宗教活动中，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等。
过去很少有人从我国民间“鬼魂崇拜”风俗这个视角探讨宗教迷信与古代体育的关系。
笔者认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古代有不少体育活动是伴随着古人祭拜上天、鬼魂、神仙等活动中发展而来。
诸如龙舟竞渡源于招屈原的魂，角抵和百戏中的一些体育活动都是头戴鬼怪面具，与鬼魂崇拜有关。
发源最早的古代射箭活动也是祭祖拜神时举行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能不能试从明朝这个历史断面，窥探宗教迷信中鬼魂崇拜风俗与古代体育活动的某些关系。
明朝是一个有着严重复古思想的朝代，它推崇的是孔子思想，仿效的是周礼。如明朝“洪武二年以周礼有司民之祭，封京师都城陛祭之。
洪武四年，明朝大臣宋镰在孔子庙堂议日“世之言礼者，咸取法于孔子。明洪武七年，朱元璋作文庙“诏天下学通祀孔子，颁释奠仪”。
由此不难看出，明朝传承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
在宗教迷信和民俗文化方面更是取用了周代以来的封建宗教礼仪，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明朝有些封建迷信活动与古代体育有着不少联系。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小儿共以绳系一儿腰，牵马、相距寻丈、迭于不意中、拳之以去，日打鬼。不得为系者儿所执，执者，哄然共捉代系，日替鬼。
更系更击，更执更代，终日击，不为代，则桃巧矣。又据《宛署杂记》记载“正月十六日，小儿多群集市中为戏。
首以一人为鬼，系绳其腰，群儿共牵之，相去丈余，轮次跃而前，当击一拳以去，名日打鬼。其出不意，不得为系者所执。
一或执之，即谓为被鬼所执，哄然大笑，捉代系者，名日替鬼……以此占儿轻桃，盖习武之意。
峋从上述两段史料可见，明朝这种“打鬼戏”，是一种充满了迷信色彩，以戏鬼为形式的儿童游戏。
其游戏方法是在一儿童腰上系绳，其它儿童依次上前击打被系者，称之为“打鬼”。
如击打者被系绳者抓住，意为被鬼抓住，那么被抓者就要代替被系者做假鬼，称此为“替鬼”，其目的是练习儿童轻巧灵活。
文中所谓“习武”，就是指锻炼身体又从“哄然大笑”这句，说明该游戏趣味性强，深受古代儿童喜爱分析明朝这种“打鬼”、“替鬼”戏。
实际上是从先秦就有的鬼魂崇拜风俗发展而来。我国很早就有一种“替死鬼”的迷信思想。
《书·金膝》记载说周武王病得很厉害，周公旦想代替武王去死，所以周公设坛向太王、王季、文王三位鬼灵祷告说自己比武王多才多艺，更适合于服侍鬼神。
而且愿替武王去服侍鬼神。周公旦这种替主献身的封建迷信思想，在今天来说是很可笑的。但是在封建社会却作为一种忠君的高尚行为受到宣扬和极力推祟。
正因为如此，明朝的“打鬼戏”在清朝和民国时期被继承了下来，而且除汉族以外，蒙古族也开展这样的迷信活动如“蒙俗打鬼，除不祥也。
每年六月为之，……长鞭挥处无人避，打鬼除灾好致祥。”民国时期的北京元霄节也盛行“打鬼戏”。
据《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游人遂争趋白云观矣，且十七日观中于夜间行打鬼之礼，而十八日则为神仙大会。
可见民国北京的“打鬼戏”在时间上与明朝相同，但与蒙古族的六月时间相差很大。北京“打鬼戏”虽然是在夜间举行，但因有神仙大会在一起，所以开展得十分隆重。
由此看来，清朝和民国的“打鬼戏”比之明朝有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明朝的“打鬼戏”是在儿童中开展的呢这是有其迷信思想根源的。
古代有一种迷信说法，童子心专不杂，他们的眼睛能见到鬼，而鬼害怕被人抓到，故见童子就逃避。
所以最早驱疫鬼的“摊”都派儿童参加，古代大摊仪式上“巫现率百隶、童子追赶疫鬼”。正因为童子能驱鬼，所以才演变成这种儿童“打鬼戏”。
但毫零疑问，明朝的“打鬼戏”完全是一种儿童取乐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游戏，而不是追赶疫鬼的活动。
古时候，由于科学落后，环境卫生条件十分恶劣，各种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不断侵袭古民，每年瘟疫都要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加上古人对生老病死过程又不甚清楚，这就给讲迷信的人钻了许多空子，使得全社会无人不拜神信鬼。古人相信，人得了病是鬼魂缠身所致。
迷信还说，人间有些冤死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会变成恶鬼，又称“厉鬼”。因为恶鬼是冤死的，所以会向活着的人讨债，还会加害于人。
为了防范恶鬼害人，古代就产生了一种对待恶鬼的迷信活动，并把这项活动叫“摊”或“追摊”。
“追摊”这种驱鬼活动在我国起源很早，在先秦各朝代开展最盛。相传“昔撷项氏有三子生下即死，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蛆烟鬼……
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摊以驱疫鬼。”这就是“摊”这项活动的由来。
古代驱鬼仪式有几种，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大摊仪式，巫现们戴面具，蒙兽皮，衣朱裳，执戈扬盾进行追摊赶鬼。
另一种仪式，巫现率百隶、童子，叩土鼓噪叫，射桃弧棘弓，追赶室中的疫鬼。这两种古老的驱鬼形式几乎在巫现的社会里都可以见到。
随着历史的变迁与发展。时至明朝除了进行“追摊”活动外，还有其它几种形式的“驱疫鬼”仪式。诸如“走百病”、“消百病”和“走桥摸钉”，都是明朝十分盛行的驱疫活动。
据明人刘侗撰写的《帝京景物略》记载“元霄节……妇女相率霄行以消百病，日走百病，又日走桥。’，对这种活动的目的和迷信思想，在明人周用的《走百病行》中讲得很清楚。
其文说“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头风。踏穿街头双绣履，胜饮医方二锤水。
谁家老妇不出门，折足瞒姗去房里。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年天有缘，薪州艾叶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燃。
咽依当时的迷信思想，元宵节的夜晚，地下鬼穴是空的。如果这一夜人在外走动，便可以起到治百病的作用。
否则，一年中就会被病魔缠身，又会得手臂枯萎、眼盲、偏头痛等疾病。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这种走百病活动的参加者都是妇女。
《走百病行》说“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摔掇梳妆走百病。”
又见《宛署杂记》载“走桥摸钉，祛百病，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日走百。
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度厄之意，或云终岁令无百病，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者，以为吉兆。
上述记载中的老妇、姨姥、小姑、双绣履妇女穿的刺绣鞋都说明这是一项妇女活动。完全可以说，走百病是我国明清时期，在妇女中开展的一种以散步为形式的健身活动。
明朝元霄节的夜晚街市妇女人数猛增，一是因为元霄灯市对爱凑热闹、喜逛街市的女子来说，无疑是一次梳妆一新、出门求得满足的好机会。
二是明朝的走桥摸钉是妇女度厄、免灾、乞求吉祥的迷信活动，她们不得不参加。
再者，中国古代妇女由于家务事繁重，针线刺绣不离手，很容易造成手臂疼痛、眼花、偏头痛等疾病，所以她们更迷信这种走百病的作用是不奇怪的。
清明扫墓是我国的传统活动，俗称“寒食上墓”。
这实际上是一种祭祀祖先的拜鬼神活动，这一习俗究竟源于何时，至今众说不一。
但这一民间风俗至少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浸以为俗”了。《岁华纪丽谱》中提到“郡人踏青游赏，散在四郊”。
魏晋时，农历三月三为“上已节”。人们相约聚于溪水河畔嬉乐，边吃小食边观赏大自然的景色。唐代杜甫《丽人行》写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诗句。
时至宋代，三月三寒食节，市民成群结队四出郊外，“竞日嬉游，不醉不归。”
这都说明，寒食扫墓，郊游踏春很早就已成民俗。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在当时看来就是光复了汉人的国土河山。
一时间朝野兴起复古之风，尽数找回过去的传统文化，民间风俗主要寻迹唐宋两朝。因此明朝的三月踏春郊游活动的盛况与唐宋相比也不逊色。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是日替柳，游高梁桥，日踏青……都人踏青高梁桥，舆者则赛，骑者则驰，赛驱徒步……游人以万计，簇地三四里。”
可见明朝寒食扫墓之日，路上车水马龙，游人遍野，与宋代“四野如市”的情景没有两样。然而明朝清明节日还有更大的奇观。
当时北京市民借踏青之际，在风景游人区聚集观看各种体育表演，其场面比之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史料说，明人游高梁桥“厥有爬竿、筋斗、烟火水嬉……爬竿者，立竿三丈，裸而缘其顶，舒臂按竿。
筋斗者，拳据地，俯而翻，反据仰翻、翻一再折，至三折也。置圈地上，可指而仆尔，翻则穿一以至乎三。
此外有“马之解，人骄而驰，方驰，忽跃而上，立焉，倒卓焉’，气又“弹之解，凡空二三，及其坠而随弹之”，技艺高超，令人叫绝。
最惊险的是“置丸童顶，弹之碎矣……两人相弹，丸适中，遇而碎，非遇是俱伤也。’，对此明人李中孚有“为祝健儿身手好，燕支夜明贺兰霜”的诗句。
上引史料表明，明朝北京清明节的高梁桥，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北京市民的一个体育竞会场所，有赛马、角抵和水嬉。其中爬竿、翻筋斗等项目颇有特色。
如爬竿动作有舒臂，通体空立，以腹顶竿、顶手、轮转、背竿等十数种花样动作，翻筋斗动作的难度相当大。
如前空翻、后空翻是用拳着地，甚至还有以指着地的筋斗。不仅如此，还有弹打儿童头顶的球丸以及两人对打弹丸的惊险表演，堪称明朝绝技。
可是明朝北京风景区清明节日这种盛大的活动，并不是官府组织开展的，而是民间自发的群艺活动。其中掺杂着许多民间艺人为维持生计的街头卖艺。
群艺活动中的体育节目也并非是为群众健身而举办。究其实质，都是建立在封建迷信思想基础上的活动。
因为古人迷信清明节或鬼节时，鬼灵是要回来的，所以供上祭品并戴上面具跳起粗俗的舞蹈，取悦于鬼魂，这样祖先的鬼魂就不会降罪给活人了。
显然，明朝清明节日的群艺活动是借了娱神这块招牌而得以顺利开展的。
结束语一明朝举行祭祖、招魂、赶鬼等等祟拜鬼魂的仪式，是以娱鬼神为目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其中在儿童中开展的“打鬼戏”是一种趣味性强，以锻炼儿童灵巧为目的的体育活动，其由来与童子追赶疫鬼的迷信有关。
明代女子走百病活动求健康的目的十分明显，这是明代妇女很好的一项体育锻炼。
明朝清明节期间，北京风景区成了时人相与为乐的场所。群艺活动中的一些项目，从侧面反映了明朝体育活动开展的盛况。
二明朝人沈榜编著的《宛署杂记》主要记载了明朝建国初至万历年间各方面的情况。
另外明崇祯年间刘侗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主要以《宛署杂记》为蓝本，并补充了明朝末年的一些风俗掌故。
这两本史料的时间跨度从年，前后有年明朝共年，所以本文所引史料基本上反映了明朝的有关历史。
三因《宛署杂记》这部书的作者本人在万历十八年出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所以实际上他书里记载的史料主要是以宛平县为历史背景。
但宛平县是一个很有历史代表性的地方，它是明朝北京政治、经济、文化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
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有利条件，明朝宛平的民俗文化得到那样高度发展，是不足为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