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京镗“极论今日民贫兵骄，士气颓靡，言甚切至”，终于打动了孝宗，孝宗便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后来又累经升迁，一直做到右司郎官。淳熙十五年出使金国时，京镗已经51岁了。回来后不久，宋孝宗又因“四川阙帅”，任命他为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京镗一到任，首先就废除了苛捐杂税，使平民百姓都能得到实惠；接着又平定了泸州发生的叛乱，“蜀以大治”。孝宗见其政绩卓著，便召他回朝担任刑部尚书。孝宗而后经过短短的光宗朝，到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宋宁宗赵扩登基时，四朝元老的京镗已经57岁了。第二年，宁宗改元庆元，他对京镗非常尊重。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正月，京镗被拜为右丞相；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又拜为左丞相。也就是这一年，京镗病逝，享年63岁。

宁宗即位之初，先由宗室赵汝愚秉政；可是过不多久，外戚韩侂胄排挤掉赵汝愚，渐渐地执掌了大权。韩侂胄又将指责过他的大臣朱熹、彭龟年等59人定为“伪学逆党”而加以贬逐，这就是“庆元党案”；他自己则由少傅而太傅，由太傅而太师，一直做到“平原郡王”、“平章军国事”，位在丞相之上，权势熏天，军国大事都由他说了算，连皇帝也简直成了个傀儡。

赵汝愚（1140年-1196年）

在这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我们的英雄外交家的表现究竟如何？遗憾得很，人们只能感慨地叹一声：可惜！

在《宋史·京镗传》中，我们看到：晚年已身居高位的京镗，面对着韩侂胄的赫赫权势，面对着“其亲幸者由禁从不一二岁至宰辅；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滞不偶”的严酷现实，突然“一变其素守，于国事谩无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风旨而已”。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奸臣的权势太大，自己势孤力单，无力回天，不得不随波逐流，改变操守而明哲保身，倒也情有可原，因为在专制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不怕丢官、不怕杀头、不怕灭族的人终究是少数，你看那满清268年的统治中，不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男子都剃了发而留下一根猪尾巴似的长辫子么？可恨的是，为了个人乃至家族的利益，他还依附韩侂胄，助纣为虐，干了不少坑人害人的勾当。

当韩侂胄欲贬逐赵汝愚，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谋于京镗”时，京镗果然出语不凡，当即亮出了致命的高招：“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可也。”（《宋史·奸臣传四·韩侂胄》）韩侂胄大喜，便唆使一个对赵汝愚有点成见的大臣，上疏皇帝说：“赵汝愚以同姓而居相位，只怕要不利于社稷啊！”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宁宗赵扩，最怕的不就是失去这一宝座么？你赵汝愚既是皇室成员，对宝座的威胁就更大，我岂能容你！于是过不多久，赵扩就找了个借口，免掉了赵汝愚宰相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京城，贬往南方。郁愤难当的赵汝愚终于病逝于贬逐途中。

“庆元党案”是韩侂胄继东汉党锢之祸、北宋元祐党禁之后，指斥理学为“伪学”，又一手制造的排挤、打压正直士人的一个大事件。而庆元党案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专以“排击善类”为能事的刘德秀，就是京镗推荐给韩侂胄的。难怪《宋史·韩侂胄传》中要说“一时善类悉罹党祸，虽本侂胄意，而谋实始京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