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世纪，中国的唐朝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之流的中心。唐朝与许多国家，尤其与亚洲各国均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七世纪中后期，新罗联合唐王朝，先后灭掉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这样，在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代替了从前长达近七百年的三国鼎立局面。

新罗统一三国以后继续同唐王朝加强密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八、九世纪中朝两国的人民往来，以及贸易和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两国人民的友谊史上增添了极为丰富的新内容。

八，九世纪，唐与新罗之间的贸易来往相当频繁，规模也很大。据《三国史记》记载，从公元703年到897年的一百九十五年期间，向唐王朝派遣使节团的次数有八十九次，平均每二年多一点就派一次，甚至有当时候一年就派二到三次。

同一个时期，唐王朝以对新罗刚逝去的先王的“吊祭”、新的“册封”成以其他等名义派往新罗的使节团共十八次。这样，两国互派使节团的总数共达一百了零七次之多，这与日本从公元630年到838年的二百多年期向，向唐王朝派遣的“唐使”共有十三次图相比较，其次数之多可谓达到惊人程度。

充分说明了当时中朝两国之间交往之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就利用使节团的来往机会进行礼品交换。新罗使节每当来到唐王朝首都长安时来了许多“礼品”，对此唐王朝予以极其隆重的接待。

往往由皇帝直接接见或主持开国宴表示欢迎，并向新罗国王和高缓贵族赠送“赐物”,以为还礼。另外,唐王朝使节到达新罗时也同样交换礼品。这些礼品实质上是商品，交换礼品就是两国之间所进行的国家贸易。两国之间通过使节来往所交换的商品种类很多。

由此可见，两国之间所交换的礼品，绝大部分都是高级修品，相互购送者也全部是以国王为首的国家最高的统治阶层，以满足两国统治阶级的奢侈欲。尽管如此，它对于促进两国劳动人民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交流，推动两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两国的相互了解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例如，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自古以来，我国人民把种荼的经验传给了各国， 首先传给友好邻邦朝鲜。这是两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很好例证。唐朝皇帝建议说，请求政府解禁。可见，运来的数一定相当的大，才能引起地方官吏的重视，而直接向皇帝提出解禁的请求。

以上事实说明，八、九世纪中朗两国之间的贸易数量是很大的。九世纪中后期以后，由于新罗中央集权的衰弱，新罗与唐朝的国家贸易显著下降。如在八世纪(自703年至799年， 共九十七年)新罗派往朝的使节团共有六十四次， 平均每两年派一次多一点。

而从840年到899年的整整六十年期间派进的使节团仅有六次，平均每十年只派一次，与八世纪相比较差距很大，充分证明九世纪后半期新罗同唐朝的国家贸易走向明显的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原为国家所控制的对外贸易逐渐转入私人手中，在国内外贸品中发家致富的大商人集团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的海外进出很活跃，常有大批私家商船往来于唐、日本之间，甚至大批商人到国外居住。当时日本的使节、僧侣留学生和商人往往通过新罗或雇用新罗（人）来往于唐朝。

新罗商人在唐和日本之间的中介贸易中也获取大利。在新罗封建社会内部商业资本有了迅速成长。八、九世纪，中朝两国之间的交通也较发达。当时新罗同唐的交通线。

一是从西海岸大口镇(汉江口)、唐城浦(南阳湾)等地出发到达中国山东半岛，另一条是从灵岩附近出发经黑山岛到达定海县(上海附近)了。由此可见，中朝两国间的贸易、往反的频繁

中、朗两国人民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已有相互迁入的历史。我图在战国和汉时期不少人曾迁入朝鲜，而到了唐代，有很多朝鲜人民来到中国居佳，这样，进一步增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唐代是朝鲜人民迁人中国最多的时期之一，原因可归为如下两条第一，唐朝是在我国历史上极为强盛的朝代，是当时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当时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唐朝政府对外国人的迁人采取优待的政策。

唐朝对外国流人者发给衣食，并把他们安置在宽乡。唐朝对从外国回来的中国人，按其居住年限的长短，分别免除租税负担，尤其对归化的外国人，免除租赋十年。所有这些，对新罗人迁入在唐朝居住，在客观上创造了方便条件。第二，新罗统一三国以后。

在朝鲜半岛上统一、和平的局面代替了过去的分裂和战争的混乱局面，形成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昌盛的局面。这个时期新罗的海外贸易发展很快，造船业和航海技术也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给新罗商人的大规模海外进出创造了物质基础。

在统一三国的过程中，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虽然出现过一时的矛盾冲突，但是八世纪(公元785年)以后两国的关系恢复正常， 而且比以前更加密切起来，持续了长达二百年左右的和平友好关系。

七世纪中后期，新罗、唐联军先后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至此，使有大盘的百济和高丽人迁入中国内地生活。八、九世纪，唐、新罗两国一直和平友好相处，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都紧密合作。

尤其是随着店、新罗贸易的大规模发展， 促使许多新罗商人迁入中国。这样，在公元八，九世纪，存唐朝的沿海地区就形成了以新罗商人为主的新罗侨民的聚居区——新罗坊。关于这一点，丹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给我们留下了较为宝贵的资料。

丹仁，是公元九世纪来华求法的日本高僧， 曾旅行中国各地， 编写了这本旅行记《人唐求法巡礼行记》。据它可知，丹仁所到过的地方，都有新罗人居佳。他们住的街巷叫“新罗坊”，他们的旅店叫“新罗馆”或“新罗院”。各地设有管理新罗坊的“勾当新罗历”，勾当所的职贝、译员都由新罗人充任。

这些都说明新罗人在唐朝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而在唐朝宫变与丹仁等口木图的联系方面起到了媒介作用。总之，七世纪中后期到九世纪，因有多种原围，朝鲜各阶层人民大规模迁人中国。

而共绝大多数人都是劳动人民，他们迁人中国从事唐、新罗之间的贸易，并同中国人民一道参加唐朝内部的各种事业、帮助日本僧丹仁等人在唐朝的巡礼活动，在加强中朝日等各国人民的友筑方面作出了贡献。

新罗统一三国以后，进一步加强了与唐朝的联系，并广泛地学习朝的国家体制和先进文化。八世纪中时，新罗为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参考唐朝的制度，新设和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并以新的名称代替了原来的称呼。

公元747年，景德王把田学改称为“大学监”， 并扩充它的内容“置国学诸业博士、助教”，讲授医学、天文学等科技方面的课。在医学方面讲授的课程有，《本草经》、《甲乙经》、《泰向经》、《针经》、《队经》、《明堂经》、《难经》等中国医书。这样，在国学里不仅培养了各级官僚，也培养了各方面的科技人材。

这个时期，新罗比较重视教育， 共至国王也往住到团学听讲。 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765年，新罗惠游王“幸大学， 命游士进尚书义”， 776年，再一次“幸国学听讲”，开创了国王亲临国学听讲的先例。

从此以后， 便经常有这种事例。如公元863年，景文王“幸国学，令博士以下，讲论经义”，879年，兆康王“幸国学，命博士已下讲论”，充分说明八、九世纪的新罗统治者极为重视“围学”，重祝储家教育和汉学。

公元788年，新罗打建政府公布了以家经典作为远报人材的主要考试科目的读书三品出身法。它规定，“谈秋龙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谈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谈山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握用之。”

该法，用法律形式正式固定了社会上早已出现的趋势，即以学习幅家经典和汉学选人材的新制度代替了以骨品制、花深徒和弓衡等方法选人材的旧制度，为大量吸收唐朝的文化开辟广阔的道路，也使国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新罗不仅在国内加强“国学”教育，还把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送到唐王朝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发展新罗的政治和文化以及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公元738作，片玄宗造邢铸去新罗吊祭时说，“新罗县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方类中国”。

充分反映八世纪新罗文化的高度发展水平。新罗派往唐王朝的留举水中有不少人在唐的“国学”学习期间就应试中举，并在唐朝做官。九世纪一十年代，新罗人金云则第一次在朝的“宾面科”应试中举以后，直到唐末的八十多年期间应试中举的有，金可纪、朴仁范，程承然，崔致远等五十八人。

崔致远，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崔致远是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初新罗末期的著名学者。他在十二岁时波海入店求学，十八岁时“在唐登科”，曾任宣州的“深水县以”等职，二十八岁时回国，任国王“侍读”，后来惠职而险居海印寺，过峰年。

崔致远苏有很多作品，其中流传至今的有《桂苑笔耕》二十卷，这是传至今日的朝鲜最古的书辑。此外，他的一百多前协文还收录于徐尽正所编《东文选》巾，也是-·种留存今日的宝贵资料。崔致远从小求学，新罗统一后也作为使节身份来往于朝等，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

他在唐朝时学与不少文学界人士交朋友，其中有江东诗人罗防和顾云等人。崔将归国时，顾云作诗送别。这就充分反映崔的文曾在中国广泛流行，并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桂苑笔耕》流传至今，具有一定影响。

我们也应当指出，崔致远在唐朝时期曾随从请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 任其“从事”， 帮助高骈讨伐了黄集农民大起义军，写了不少反对农民军的微文，这是由他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公元五世纪前半期，佛教由高句丽传人新罗，到六世纪前半期，由国家正式承认。其后佛教同政治直接结合起来， 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和奖励， 使之广泛地流传。公元七世纪中期，新罗佛教已经形成为宗教系统的五个派，八世纪以后，又逐渐形成禅宗系统的九个派，对新罗的思想和政治等方面给予巨大的影响。

在新罗，随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据《朝鲜佛教史》初步统计，自从六世纪前半期新罗正式信奉佛教以来一直到十世纪初的三百八十年左右期间，人唐求法的新罗高僧共有六十四人，其中包括有人印求法者共十人。

除国家派达的留学僧以外，还有一些新罗佛伪波海到唐朝长期尽住,在登州赤山村有新罗佛寺——法花院，就有三十名新罗常住僧。上述的“留学僧”和“常作低”等人，对发展新罗的佛数以及中、例、印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默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

他在八世纪初人唐求法，不久经梅路去印度，踏遍五天然(今印度和巴斯坦等国)的佛教遇迹，又往两到达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和拂临 (叙利亚)，这是他两行的终点。从这里转回东方，经中亚各国，越过葱岭，终于在公元727年1月、回到朗首都长安。

其后，他在长安从事翻译，把一些梵文佛经译成中文，还编写了一些佛经书、最后在长安逝世。近年来，记载他的部分旅行见闻的《往五天竺国传》的一本残抄，在我国敦煌发现，为所探究八世纪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亚各国以及东西交通等方面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八、九世纪，新罗的工艺美术也有了很高的发展，从小可以看到中朝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一些情况。随着佛教文化的发展，新罗建筑了许多寺院，雕塑了数不尽的佛像，铸遗了不少著名的铜钟和各种金属工艺品。

新罗首都庆州附近的南山变成了雕刻之山，几乎达到没有一块不雕塑的岩石的程度，可见“时斩罗佛救文化和工艺美术的能荣。史学界的一些人认为新罗的“所有寺塔佛像金石，老不多可以看出六朗的遗风和离、质的形制”网，其中安地在众生寺和柏栗寺的佛像 (大悲之像)， 是从朝派去的。

在中国之神匠照遭的网。由此可见，新罗在发展自己的文化方面积极吸收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新罗高度发展的艺术品也往往传人中国，并受到很高评价。八世纪，新罗有平民出身的书法家金生。他一心钻研书法、精通隶书、行书和草书，终于成为朝鲜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

后来， 高丽人洪灌入宋时把金上的“行革一卷”带去。北宋的翰林侍招杨球、李革等二人看它之后大惊地说，“不图今日得见王右军(王毅之一一第者)手书。”洪灌解释说这不是王羲之所写，而是新罗人金生所写的时候，二人笑着又说，“天下除右军，恶有妙笔如此截?”洪灌反复解释，而两人“终不信”。

始终未能说服他们。全忠义，是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在中国唐朝扬名一世的画家，曾任少府监《总管官内工艺的官职》要职。唐朝的著名绘画评论家美术史家张彦远，

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中评论金忠义的给回时说，巧华过人，述皆精妙。以上几个事例充分说明了八、九世纪新罗工艺美术的高度发展水平，也说明了当时中朝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密切。

八、九世纪唐朝与许多国家，尤其与亚洲各国均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新罗同唐王朝密切联系。八、九世纪中朝两国的人民往来，以及贸易和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两国的交往史上增添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也都紧密合作。新罗统治者极为重视“围学”，重视储家教育和汉学。还开创了国王亲临国学听讲的先例。为大量吸收唐朝的文化开辟广阔的道路，也使国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新罗在发展自己的文化方面积极吸收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新罗高度发展的艺术品也往往传入中国，加强了两国之间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