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交易货币之一。古代时期，白银是构筑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工具，直到民国，银本位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其重要性。

说起白银，便不得不提到明朝。

明朝是不折不扣的“白银帝国”，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白银大量涌入，可明朝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越来越穷。

这究竟是为什么？让我们从白银的流入说起，找寻答案。

想要理解明朝这个偌大的“白银帝国”，就必须先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明朝的白银从何而来？

实际上，这要追溯到16世纪中期。

当时，美洲银矿大量开采，无数白银被集中于西班牙殖民者的手中。有了白银，这些西班牙人自然想要换取心仪的货物，对他们而言，中国的茶叶、瓷器与丝绸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于是，两位西班牙冒险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们要率领船队，寻找中国商人。

这两位冒险者，一个叫黎牙实比，另一个叫乌达内塔。

功夫不负苦心人，1564年，黎牙实比与乌达内塔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与中国商船相遇，西班牙船队与中国商队甚至还发生了小摩擦。所谓不打不相识，这场冲突最终以西班牙人的道歉而落幕，为了表达诚意，西班牙人热情的向中国商人发出了贸易邀请。

中国商人从西班牙人的态度里看到了巨大商机，1572年，中国商人依约带着精美的商品再次来到了菲律宾。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是，西班牙人竟然真的二话不说，花钱买下了所有货物！货物变白银，明朝商人满载而归。

而这场贸易，正是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明朝的起点。

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远销欧洲。与此同时，明朝也收获了空前规模的白银，一张遍布世界的贸易网络就此形成，明朝阴差阳错的进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并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环。

据《剑桥中国史》统计，在1571-1821这250年时间里，美洲约有4亿比索的白银输入菲律宾马尼拉，而这部分白银大部分最终都流向了中国。换句话说，美洲约有二分之一的白银被明朝收入囊中，总量上亿。

数字往往能够带给人们最直观的震撼，要知道，明朝巅峰时期的国内财政收入也不过500万两。但是，光是1631年这一年，菲律宾便向中国输送了多达1400万两白银！因此，说明朝是真正的“白银帝国”，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大量白银输入中国后，明朝的货币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而这种变化，为后来的财政危机埋下了伏笔。

尽管白银在明朝才大量进入中国，但其实中国以白银为货币的时间相当漫长。

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便发行过“银币”，可中国并不是产银国，国内的白银数量相当有限。明朝时，中国国内的白银产量还不到20万两，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银都只是“辅币”。

所谓“辅币”，指的便是储备货币，是主要流通货币的辅助。从秦朝开始，铜钱便牢牢占据着主要流通货币的头把交椅。宋朝时期，政府启用“交子”，试图将纸币引入金融体系，明朝延续了这种尝试，发明了特有的“宝钞”。

但是，明朝政府并未能很好的管理宝钞，导致宝钞发行混乱，贬值迅速，根本无法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使用。恰逢此时，白银疯狂涌入，直接取代了铜钱的地位，明朝政府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那便是将白银彻底货币化。

明朝白银的货币化历经多个阶段，耗时百年。

明英宗正统元年，户部发文，决定将江南地区的租赋改为白银结算，极大提升了白银的地位。次年，户部更是将粮食折换成了白银，用白银抵扣官员俸禄。到了明朝正统年间，政府干脆废除了前代的“禁银法”，公开征收“金花银”，这等于直接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地位。

在明朝白银的货币化中，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居正的改革以财政为核心，而财政改革的精髓便在于白银。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赋税与徭役两种制度的混合，本质上是税制的“化繁为简”。

新法规定，明朝所有的赋税与徭役全部统一为白银缴纳，白银的重要性被政府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一时间，白银需求量大幅上涨，这标志着明朝的银本位制度正式确立。

万历十五年，户部公开推行银钱并行制度，设立调整白银使用的钱法，在政府的种种努力下，银本位得以平稳推行。

一条鞭法不仅改革了赋税与徭役制度，更促进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白银货币的循环。

在过去的赋税与徭役制度下，农民与土地牢牢捆绑，根本不可能离开土地另谋生机。可是，一旦赋税与徭役皆可用白银抵扣，那么只要能赚到银子，老百姓干什么都可以。为了获取更多白银，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离开土地，前往城市经营工商业，这种趋势一方面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也令明朝工商业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

工商业发达，白银的使用范围必然扩大，作为本位货币，白银的地位也更加牢固。

当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些，便能发现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的划时代意义。

在当时，白银本位是最符合时代潮流的货币制度，这意味着明朝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积极融入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的一员。更直白的说，白银本位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象征。明朝的白银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在发展现代经济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明朝最终未能把握住此次良机，反而越来越穷，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终走向了灭亡。

明朝究竟输在了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明末的白银危机息息相关。

明朝末年的白银危机，实际上就是钱荒，通俗点来说，大明帝国的白银不够用了。

美洲的白银虽多，但总有开采完的一天。明朝末年，美洲白银数量锐减，输入中国的白银自然也大打折扣。源头断了，“白银帝国”也难以为继，偏偏白银本位已经确立多年，整个明朝都高度依赖白银，没有别的货币作为替代。

白银危机出现，朝廷连最基本的日常开支与军费都无法负担。恰逢此时，年轻的崇祯皇帝上位，他决定大力推行改革，既要开源，也要节流。所谓开源，便是加重赋税，从老百姓手里抢银子，而所谓节流，便是厉行节俭，从官员手里抠银子。

崇祯帝万万没想到，这两项举措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促使农民起义爆发，将明朝推向了万丈深渊。明朝的灭亡也说明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国库赋税的主要缴纳者，老百姓也没有银子了。

从表面上来看，美洲白银数量锐减是导致白银危机的罪魁祸首。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在过去的百年时间里，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明朝积累了巨额白银，倘若有这些白银救市，明朝不至于越来越穷，走向末路。

那么，这上亿两白银，究竟去了哪里？

白银不会凭空消失，答案非常经典，明朝的大部分白银，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直到最后关头，这些人也不愿意掏出自己的银子拯救国家。

有学者曾指出，明朝数亿两白银的流向不过四个字：贪，商，私，藏。

明朝中晚期，朝中贪污现象严重，这些贪官把持着大量白银，挪为己用。以贪官刘瑾为例，光是他一个人，就贪污了超过600万两白银。正德初年，太仓影库的年收入还不到400万两，比不上刘瑾一个人的家产。

崇祯时期，皇帝亲自下场向百官索银，可惜收效甚微。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足足从各类官宦手中搜刮了1.5亿两白银，可见当时贪污之严重。

除了各级官员外，商人巨贾也是白银的重要持有者。

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合法商人，在官方的允许下从事商业活动，积累白银，另一类则是非法商人，如走私犯。明朝中晚期，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民间的走私经济也日益壮大，与需要缴纳赋税的合法商人不同，走私商贩无论赚多少钱最后都是进自己的口袋。因此，就算走私的规模再大，也和国库没有半分钱关系。

贪、商、私是掌控白银的人，但这些人更偏向于将白银“藏”起来，而非流通消费。

在皇室宗亲与官员商人眼中，白银不是货币，而是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收藏品。因此，他们广开地窖，将自己所拥有的白银放入其中收藏。对他们而言，藏有大量白银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白银是只能看，不能用的“奢侈品”。

讽刺的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白银却与每天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了几两碎银，老百姓整日忙于生计，但百姓注定只能占有小部分白银。如此一来，白银少，人多，通货膨胀加剧，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

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持有大量白银的官员与商人还热衷于放贷！明朝，民间典当行业发达，而典当行业背后的老板正是白银的持有者们。无论是奸臣严嵩，还是忠臣张居正，他们都开设了自己的典当铺，用于敛财。典当行业是高利贷经济的缩影，而白银从未真正的被百姓占有，只是由官商借给了百姓。

由此可见，明朝时期，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涌入中国。但是，这批巨额白银只集中在社会上的少数人手里，或作为藏品，或沦为放高利贷的工具，并未真正流通在市场贸易中。因此，这种畸形的经济环境加速了农民与中小商人、手工业者的破产，许多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更是走投无路，正是这些人的绝望，促使起义爆发，将明朝推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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